一提及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大屠殺事件”，全球最廣為人知的，無疑是納粹針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計劃”，此外，還有南京大屠殺、馬尼拉大屠殺、新加坡大屠殺等等。然而，有關一戰中，土耳其亞美尼亞大屠殺的史實，卻總被人們有意無意的進行了低調處理，幕后兇手更是長期逍遙法外。

甚至直到2016年，電影《承諾 》（The Promise）上映后，很多觀眾為了搞清楚人物的時代背景，才第一次了解到了，1915～1917年間，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境內的150萬亞美尼亞人，曾經相繼悲慘的亡命于一起有組織的“大規模種族滅絕行動”。

電影《承諾》海報

長期以來，亞美尼亞人跟猶太人很相似，在公元前被滅國后，族人流落在到了亞歐各地，小心翼翼的應對著所在國家。

在大屠殺發生的時代，亞美尼亞人主要分布在兩個互相殺紅了眼的敵國中——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沙俄帝國境內，一直努力當著“順民”，跟其他兩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比，反抗意識并不算強。

對于奧斯曼帝國的公民而言，不同宗教和民族的人們，待遇和權利是不平等的。穆斯林事事享有優先權，而基督徒和猶太人們則成了二等公民。比如，按照伊斯蘭教的齊米制度，他們有保持原宗教信仰的自由，但被禁止攜帶武器或騎馬，房屋與宗教建筑也不能高過穆斯林，不準穿“神圣”的綠色服裝，宗教活動不得與穆斯林相關規定沖突等等。一旦違反這些法令，輕則罰款，重者可被處死。

帝國宗教的分布

進入19世紀后，在西方列強的不斷“蠶食”下，已經淪落為“西亞病夫”的奧斯曼帝國為了給自己“續命”，安撫國內尖銳的民族、宗教矛盾，同時更是做給歐洲基督教國家看，1830-1840年代，蘇丹曾多次頒發詔書，宣布——帝國范圍內，所有臣民無論其種族和信仰，一律平等。

只是，上層的政令和改革固然美好，但在軍閥割據的帝國后期，是很難真正全部傳達和落實下去的，各種近代化改革，步履維艱。

即便如此，信仰天主教的亞美尼亞人還是拿到了部分實惠，并獲得了一定的民族自治權限。因而，亞美尼亞人并未聯手希臘進行民族獨立斗爭，反倒成了帝國疆域中的“模范基督徒”，被蘇丹賜名“忠心米利特”。

這時的亞美尼亞人上流社會跟土耳其穆斯林走的比較近，很多都屬于高級知識分子或者富商、金融從業者。像電影《承諾》中，女主一家那樣在伊斯坦布爾坐擁豪宅，被穆斯林仆從伺候的亞美尼亞基督徒，并不鮮見。

電影《承諾》，20世紀初，伊斯坦布爾的亞美尼亞教授家庭，住的是海景別墅

原本自認為帝國一等人的穆斯林生活困苦，看著那些有錢的基督徒老爺太太們，時間一長，日益劇增的“仇富”的心理，給后來的兩族恩怨，早早埋下了伏筆。

在奧斯曼帝國的改革中，獲得了一定公民權利，又富裕起來的亞美尼亞人，目標開始更加高遠。1870年代，一小部分亞美尼亞知識分子決定要“參政議政”，和土耳其穆斯林改革派開始“結合”，試圖效仿西方，在土耳其搞君主立憲制。

結果，君主立憲制沒搞成，亞美尼亞人卻被秋后算賬——大量的亞美尼亞聚居區遭遇土耳其軍隊縱火、驅逐，被威脅改變信仰。

此情此景下，土境內的亞美尼亞人愈發傾向讓沙俄帝國作為他們安全的保護者。

隨著亞美尼亞人和俄國人越走越近，無比忌憚的土耳其人開始著手報復。

1895年10月1日，2000余名亞美尼亞人在伊斯坦布爾集會請愿，要求落實近代化改革，遭到警察武力驅散。

沒成想，這一事件卻被奧斯曼政府扭曲成為“亞美尼亞人的蓄意騷亂”，激發起了穆斯林們強烈的報復心理。

在互相仇視的氣氛中，伊斯坦布爾發生了一些針對亞美尼亞人的屠殺事件，隨后又席卷到其他亞美尼亞人聚居的省份。因為土官方從未明確承認過這次屠殺事件，導致具體遇害人數已經無處考證，僅根據歐洲人的相關文獻記錄，死亡人數應在10萬至30萬之間。

雖然當時的蘇丹哈米德二世并沒有以政府的名義下令屠殺，但對于地方軍閥和民間團體的暴行，他也沒采取過任何制止或者警告措施，基本等同于默許。自此，蘇丹哈米德二世在西方又有了“血腥蘇丹”一稱。

土耳其電視劇中的蘇丹哈米德二世

其實，這次發生在19世紀末的大屠殺事件，僅僅是接下來針對亞美尼亞人“種族滅絕計劃”的一個小小的“演練”。

1914年，隨著一戰的爆發，奧斯曼帝國作為德國盟友，主要負責在東線對抗俄國。

此時，前線連吃了數輪敗仗，開戰不利的大“帕夏”，戰爭部長恩維爾（帕夏類似于內閣長老或者總督的意思），在拿不出任何有說服力的證據的情形下，把失敗歸結于“亞美尼亞人主動勾結俄軍，出賣了國家”。

甚至，此時的土耳其竟然偏執的認為，自己國內的亞美尼亞人很可能會與俄國結盟，爆發起義，在土耳其境內攻擊政府軍。

一戰中，沙俄嘲諷土耳其的漫畫

于是，對于土耳其亞美尼亞人的命運，土政府冷血而武斷的做出了決定——“要一勞永逸的解決亞美尼亞問題，杜絕帝國敵人的腐蝕，就必須從肉體上消滅亞美尼亞這個種族。”

本著這一上層指示，從1915年，在土耳其政府的暗中操作下，開始了有組織有計劃的大屠殺。

為了能“有理有據”的大開殺戒，土耳其人還特意下了個“套”。

1915年4月19日，凡城省長杰夫戴特·貝伊以征兵為理由，要求距離沙俄邊境不遠的凡城，兩天內向他提供4000個男丁和大量所謂的“豁免金”。

亞美尼亞人認為其中必有陰謀，所以沒有依從。

緊接著，杰夫戴以搜查武器為借口，包圍了整個城鎮。

第二天，一個亞美尼亞姑娘遭到了土耳其士兵的調戲，兩個前來幫她的亞美尼亞男人被土軍直接射殺，還給釘在了十字架上。

凡城的亞美尼亞人被徹底激怒了，武裝沖突開始。亞美尼亞防守者靠著1500個槍手和其它老舊武器，整整扛了一天一夜，最終等到了俄軍前來解救。

顯然，這么一來，所謂的“亞美尼亞人正在與敵國結盟，蓄謀武裝暴動”的叛國行為，就被“坐實”了。

在“凡城事件”后不久，1915年4月24日晚，土耳其政府一夜間就拘捕了二百多名伊斯坦布爾的亞美尼亞知識分子及社區領袖、富裕商人，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沒有經過正式審判，就被直接射殺。

同時，以伊斯坦布爾為首的土耳其全境掀起了多輪針對亞美尼亞學校、商鋪和公共場所的打砸搶燒事件。

同期法國媒體對屠殺的報道，真實場面遠比這個血腥殘忍的多

1915年5月27日，奧斯曼帝國議會通過《驅逐臨時法》，授權政府及軍方驅逐任何被認為威脅國家安全的人。同年9月，又出臺了《征用及充公臨時法》。根據該法例，被驅逐者所有“遺留”的貨物及財產歸皆可合法“充公”。

很明顯，這些法令，就是給亞美尼亞人“量身打造”的。

在“種族滅絕”的操作上，當年的土耳其軍隊跟后來的納粹慣用手段幾乎如出一轍。

除了直接屠村、少女被扒光后釘十字架等各種暴行外，土耳其人會對亞美尼亞人進行“篩選”：一部分具有勞動能力的青壯年男性會被拉到一個類似于集中營的地方去做苦力。土耳其人一方面是要賺取廉價勞動力，另一方面更是要讓他們趕緊的勞動至死。

其余的老弱病殘或者婦女兒童則被趕到了貧瘠的山區或者沙漠中去，不斷的讓他們行走，只是偶爾供一點點水源和食物，意圖讓這些人在“行進”中自生自滅。半路上，稍微有走不動的，押解的土耳其士兵就會直接開槍取其性命。

絕境中的亞美尼亞人

到最后，連“行軍”活動土耳其也懶得搞了，直接把他們圍在沙漠中，或者光禿禿的石頭山上，并斷絕一些生活資料和水源食物。1916年，美國駐敘利亞阿勒頗領事杰西·杰克遜，就曾目睹被驅逐的亞美尼亞人在沙漠地帶活活被“困死”后，亞美尼亞苦力給同胞們“收尸”的慘狀——

觸目所及之處，一堆堆尸體被埋到地下，每一堆大概有200到300具尸體，這些男人、女人、孩子和老人來自不同的家庭。總共胡亂埋葬了至少6萬人”

同期，美國駐土耳其大使小亨利·摩根索，也及給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發了一封題為“亞美尼亞局勢”的電報，講述了亞美尼亞人所面臨的巨大苦難，警告“一場種族滅絕運動正在進行中”。

大量駐土耳其的外交人員、記者和媒體工作者，也在不斷的向國際社會呼吁“亞美尼亞人正在遭遇滅絕式的屠殺”。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終于得到了一些歐洲國家的正式回應。

電影《承諾》中，那個美國記者克里斯的角色還是挺符合歷史背景的

然而，正忙于世界大戰的歐洲國家們，多數僅僅在口頭上表示了“義憤填膺”的譴責，對于解救亞美尼亞人這種無利可圖的“志愿行為”，并不怎么上心。

最終，在媒體和外交人員的壓力下，與亞美尼亞人同為天主教信徒的法國派出了軍艦，在東地中海沿岸解救了數千名亞美尼亞難民。

這個情節，電影《承諾》給做了“個人英雄主義化”處理，演繹成了美國記者克里斯為了自己心中的女神和她的同胞們，只身闖入法國軍營，激情說服了指揮官，在女主一行人被逼的要跳海的時候，跟著挪亞方舟一般的法國軍艦出現在了亞美尼亞人的眼前。

電影《承諾》截圖

一戰戰敗后，只剩下半口氣的奧斯曼帝國，在西方世界的壓力下，為此專門設立了軍事法庭。

然而，這時，大屠殺最終的策劃和操作者，包括提議把戰事不利“甩鍋”給亞美尼亞人的戰爭部長恩維爾在內的土耳其“三大帕夏”，全部都攜巨款逃到了國外。1919年，軍事法庭只得缺席審判這三人死刑。

最后，兩個流亡德國的大帕夏遭遇了亞美尼亞民族主義者的暗殺，反倒是“種族滅絕計劃”的發起人，恩維爾平安活到了終老，兒孫滿堂，還留下一筆不菲的財產。

1923年，奧斯曼帝國被現代土耳其共和國取代。“脫亞入歐”后的土耳其大搞全盤西化，效仿歐洲國家的運作模式和生活方式，處處以西方為樣板，甚至頂住了巨大壓力，把沿用了數百年的阿拉伯文都給強行改成了拉丁字母——“以體現同舊伊斯蘭文明的決裂”。

凱末爾親自下基層，教授拉丁字母拼寫的西化“土耳其文”

既然都“決裂”了，那么土耳其共和國自然不愿承擔“反動王朝時代”的那筆舊賬。

這以后的土耳其，總在以歐洲國家身份參與著西方世界的政治經濟、軍事、體育、文化等各個層面的事務。再加上其對峙蘇聯/俄羅斯橋頭堡般的關鍵地理位置，無論是二戰、冷戰還是現代時期，土耳其都屬于西方重點拉攏的對象。因而，關于大屠殺的指控，在國際官方領域，最終還是不了了之了。

甚至，西方世界歷來關于大屠殺的一些議題，往往也并非是真心要主持公道。比如去年，美國為了敲打跟俄羅斯“眉來眼去”的土耳其，國會通過提案，把亞美尼亞大屠殺正式定義成了“種族滅絕”。

隨即，這個“提案”被“埃蘇丹”一句話給“慫”了回去——“一個歷史上充滿種族滅絕和奴役（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國家沒有權利對土耳其說三道四”。并再次威脅，必要的話，將考慮關閉美軍因吉利克空軍基地。

目前，土耳其政府對于亞美尼亞大屠殺的態度是“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國際上誰提跟誰急；土耳其國內則屬于一個禁忌話題，歷史教科書更是沒怎么體現過。

再看亞美尼亞這邊。

當年凱末爾搞革命的同時，戰后獨立沒幾年的亞美尼亞被拉到了蘇聯的紅旗下，共建蘇維埃社會主義去了。70年后，蘇聯解體前夕，滅國2300多年的亞美尼亞，才真正獨立成為一個主權國家。

而這時的距離大屠殺，早就過了三四代人的功夫了，人證、物證和現場都日趨模糊，亞美尼亞人已經錯過了聲討的最佳時機。

這方面，大家想想，如果不是復國后的以色列這么強悍，遍及西方世界的猶太民族如此神通廣大，還有那威震世界摩薩德“納粹捕手”，二戰猶太人大屠殺也很可能早就被遺忘在某個犄角旮旯了。